第5章：失踪的孩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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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所有来金三角做边缘生意的人，往往会在经过一段时间，接触罂粟花之后，给自己树立一个道德路牌：这里是金三角，我所作的恶相比其他人的杀人贩毒，不算是恶。
　　小恶不是恶。
　　我在酒桌上听在缅甸做小商品生意的陈爷讲过一个说法：金三角生活着两种人，一种泯灭良心有钱拿，另一种人，没有良心也没有钱拿。
　　2009年5月上旬，中国方面的卖家出货渠道出现一些问题，导致我负责的线路上，货物得不到及时补充，只能暂时搁置，我也停工休息。
　　无所事事两天以后，猜叔带我去大其力玩。
　　我问猜叔，怎么不去小孟拉，反而要跑这么远的路来到大其力。
　　猜叔转头对我笑道，带你去见识见识金三角的魅力。
　　我很诧异，之前不是在达邦、小孟拉这些地方早就感受过了吗。
　　猜叔摇着头告诉我，外人都认为金三角很大，其实不是这样的。像小孟拉这些靠近中国边境的地方只能算泛金三角区域，大其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核心金三角。
　　那两个地方有什么区别？我又问。
　　猜叔这次回答得很简单，就两个字：安静。
　　我最开始不明白，为什么猜叔会用安静来描述金三角，直到我第一次踏上大其力的土地。
　　当天早上9点钟，太阳已经把整个地面照得火亮，我们的车子缓缓开进大其力附近郊区的一条街道。
　　两旁的房子破旧不堪，除了沿街一些小赌坊粉刷过墙壁，其他的地方全都坑坑洼洼，甚至有很多房屋呈现风一吹就要被刮倒的模样。
　　时间还早，路上行人不多，年纪大的坐在房屋的阴影下，年纪小的倚靠在树旁，目光随着我们的汽车行进方向悄悄移动。
　　我把车窗摇下来一点，可以清晰地听到汽车压过树枝，发出“呲呲”声。
　　猜叔把汽车又开了一段，踩下刹车，停好，下车。汇集在我们身上的目光慢慢消失。
　　猜叔拍着我的肩膀，告诉我：如果今天不是他带我过来，只有我一个人的话，刚下车就能被这些看上去弱不禁风的老人和小孩围着要钱。
　　我点点头，说自己已经感觉到金三角的安静了。
　　猜叔笑着拍了我的脑袋，叫我别不懂装懂。然后把口袋里的枪掏出来，朝着天空打了一下，“砰”，声音很大，猝不及防的我耳朵都给震得嗡嗡响。
　　猜叔努了下嘴巴，示意我向四周看看。我揉着耳朵照做。这么大的声响，竟然没有引起任何恐慌，两个互相撒尿玩的小孩子，也没有停止手里的动作。
　　“为什么？”我问猜叔。
　　“一把枪而已。”猜叔笑着把手枪放了下来。
　　“这里两年一小乱，三年一大乱，这些人早就习惯了。”猜叔把枪放进皮套里，边扣上扣子边问我，“枪声和鸡叫声，真的有区别吗？”
　　我下意识想要说有，但怎么也说不出口。只能赶紧催促猜叔带我离开郊区，去大其力的县城，有很多中国人玩耍的地方。
　　到了大其力县城，猜叔临时有事要赶回去，问我走不走。我心想3个小时的车不能白坐，什么都没玩就回去亏了点，就摇头拒绝。
　　猜叔也没勉强，把我介绍给这里四五家赌坊的总巡场认识，让我有事可以找他，就开车离开了。
　　总巡场姓赵，我叫他赵哥，30岁出头，十五六岁的时候过来缅甸，算是“后期混血儿”。
　　赵哥从一个最小的“签单”马仔做起，十来年时间就做到赌坊打工仔里的最高级别，还混了些股份，娶了两个越南美女。
　　赵哥长得一脸木讷，话不多，看上去是个老实人，下手却意外狠辣。我见过他催“死单”时的模样，用一把铁榔头把男人的指头一个个敲碎，很残暴。
　　我从一开始就莫名讨厌赵哥，没待在他给我安排的赌坊和宾馆，自己一个人出门溜达。
　　大其力县城的中国游客特别多，我不用担心安全问题，何况我口袋里有枪。
　　大其力地方不大，有名的除了赌坊就是妓院，很多老嫖冒险坐船过湄公河，就想来尝鲜。我偷偷跟在两个秃顶男人身后，听他们大声讨论东南亚各国女人的差异性。
　　走着走着，凑巧看到一个没有门牌的小店，门内的蓝色塑料凳上坐着一个女人，穿着一条浅灰色的长裙，双脚并拢，双手放在腿上，脸上涂着一点点的粉，没有任何的笑容。
　　她在一片穿着笼基，花花绿绿的缅甸妓女中显得与众不同。我进了门。
　　店里只有一张木板床，一条竹制的长椅，一个卫星电视，还有两台电风扇，一台挂在墙壁上，一台摆放在床头，“呼呼呼”吹个不停。
　　长椅上斜躺着一个男人，很瘦很憔悴，正眯着眼睛看我。
　　我以为自己进了专门坑中国人的黑妓院，下意识想要掏枪，没来得及做出动作，女人的声音就传了过来，“你是中国人吧？”
　　我停止掏枪的动作，因为我从女人的口音里听出一丝亲切感。
　　我犹豫着问道：“听口音你也是中国人，还是温州的？”
　　女人听我这么说，眼睛一下就睁开，脸上还露出笑容：“你咋嫩峡得（你怎么知道）？”
　　我稍微沉默了一会儿，说自己以前有个哥哥就是温州人，温州腔的普通话一听就知道。
　　靠着异国遇老乡的兴奋感，我们慢慢聊起来，都是一些家乡的趣事。
　　直到我问她，为什么要过来做这个？
　　女的没有回答，男的反而硬挤着干枯的脸皮露出一个笑容：“你是老乡，我们算你便宜点，一次200，送全套。”
　　男的见我没回话，继续推销说，自己的店有个特殊卖点，他说自己是女的老公，可以全程在旁边观看。
　　这男人让我想起花姐当年的遭遇，一下没忍住，上去给了他一巴掌，刚想继续打的时候，发现两人没哭没闹也没反抗。正常人遇到突如其来的袭击，都会下意识伸手阻挡，但男人只是看着我，斜躺的姿势几乎没变化。女人把长椅边缘放着的玻璃杯拿到手里，大概怕我会不小心打碎。
　　我有点不知所措，把手放了下去。
　　金三角的小型赌坊里，温州人开的占了半壁江山，哪里赚钱，哪里就有温州人的身影。我头一回见到温州人在金三角混得这么惨。
　　我试着和他们沟通。我递给他们钱，想要知道他们为什么来这边。但他们都在回避这个话题。最后我实在没办法，打算离开。
　　刚起身，听到女的问我：“你在金三角待了多久？”
　　我回答：“挺久了。”
　　“那你认识这里雇佣兵组织的领导干部嘛？”
　　我假装自己认识。
　　“那你可以帮帮我们吗？”
　　我还不知道需要帮的忙是什么，就已经点头。
　　那天的上午到凌晨，我坐在这间闷热的小房子里，听完了这对夫妻的故事。
　　这对夫妻都是浙江温州人，男的叫张琦，女的叫孙锦芳，都是70年代末出生。
　　张琦从一所重点大学毕业，之后在一家中型企业上班，工作能力突出，四五年时间就被提拔成中层干部。
　　孙锦芳上的是普通专科，学的是会计，成绩不好，但凭借家里的关系也有一份稳定高福利的工作。这样的学历背景，在当时算得上是知识家庭。
　　温州流行相亲，结婚也普遍较早。两人经媒人介绍，认识不到半年就在家人催促下成婚。
　　“我们大学毕业没多久，互相的年纪都小，电影院都没去过，就要结婚了。”
　　孙锦芳说第一次见面，双方家长坐下来吃了一餐晚饭，就把婚期定在2000年的国庆节。按照温州的传统，是要先订婚，再结婚的，但两个家庭都很着急，好像赶着去救火，一切从快，跳过订婚环节，边在郊外盖自建房，边准备结婚事宜。
　　两人婚后的生活平淡无奇，柴米油盐、加班赚钱，如同所有中国普通家庭。
　　“我们两个一起生活没到一年，就觉得双方生活习惯完全不合，打算离婚了。”孙锦芳说这话的时候，偷瞄了一眼张琦，发现张琦耷拉着眼皮，也看着她，赶紧把头转回来。
　　她说张琦不爱干净，也根本不记得两人的任何纪念日，总共就给她买过3次礼物，还都没有超过20块钱；虽然每天都会做饭，但买的菜都是张琦自己爱吃的，零零碎碎的小事瞬间把她憧憬的婚姻生活击了个粉碎。
　　孙锦芳想离婚，就把这个念头表达给张琦，张琦没有任何挽回的意思，直接点头同意。即将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的时候，意外怀孕把这一切掩盖了过去。
　　2001年，孙锦芳怀孕，第二年生下儿子，小名叫丑仔。温州人对生儿子向来有种偏执，孙锦芳第一胎就生出男孩，让双方家庭十分满意，也为两人想要离婚的念头增添了很多阻力。
　　婚后第2年，张琦出轨，孙锦芳闹离婚，被双方家长劝和。婚后第4年，孙锦芳出轨，被情夫敲诈15万。张琦问孙锦芳是否还要继续过下去，孙锦芳点头。张琦选择原谅孙锦芳，因为不想闹得双方家庭都知道，支付了这笔钱。在这样的生活中，两人度过了6年。
　　2007年初，即将过年关，孙锦芳带着丑仔出门买零食。孩子说要喝饮料，孙锦芳就去排队，一个不留神，丑仔丢失。
　　接下去的一个月，双方家庭像是疯了一样满城寻找，没有任何讯息。
　　那段日子，张琦每天都要喝一斤白酒，一喝醉就打自己。拿脑袋撞门、烟头烫胳膊，试图用身体上的疼痛来忘记孩子走丢的痛苦。孙锦芳说这不是他的责任，叫张琦打自己，张琦不肯。
　　这样痛苦地生活了3个月，在双方家庭的长辈都纷纷放弃，劝说两人再生一个的时候，孙锦芳和张琦做了一个决定：他们要自己去找孩子。
　　“大家都说儿子找不回来。张琦不信。”孙锦芳说张琦从小家境贫寒，依靠读书硬生生闯出来一条路，还把父母、两个兄弟和一个妹妹的生活重担都挑在肩上。在他的认知里，没有什么是通过努力解决不了的。
　　同时，两人还做了一个约定：一旦找到儿子，马上离婚。
　　“为什么孩子找回来反而要离婚？”我问两人。
　　孙锦芳把张琦脚上的拖鞋拿掉，让他可以方便地踩在自己脚上，好给他捶打小腿。张琦的小腿皮肤很松弛，每碰一下都有波纹。
　　孙锦芳连续敲了十几下，才回了我一句至今都不太懂的话：“我可以陪他吃很多苦，就是享不了福。”
　　也不知为什么，在这之前，我其实已经见多、也听多了悲惨的故事，早就没什么反应。可这句话却就好像触到了什么东西。
　　孙锦芳的讲述很平静，没有愤怒，没有怨恨，没有任何想象中，经历了一些残酷该有的情绪。除了说到和张琦相处中的一些细节会偶有颤音，讲述其他事的时候，她的语调、音量都很少有起伏，就像给孩子说睡前故事。
　　我几乎不去打断，孙锦芳说，中国每年走丢的孩子非常多，找回来的寥寥无几。她和张琦都明白这一点，还是义无反顾踏上寻子的路。
　　出发前，张琦和孙锦芳把工作辞了，房子抵押贷款，家里老款的帕萨特低价典当，凑钱换了一辆二手陆巡，准备从温州周边的县城开始，慢慢扩大搜索范围。
　　“他说陆巡是出了名的跑不坏，一定要换车。”孙锦芳骂张琦是乌鸦嘴，车子跑不坏，人是不是就要一辈子都在路上挣扎呢？这不是一个好兆头。
　　孙锦芳和张琦给自己定的时间是一年，一年的时间里如果找不到孩子，就不再想这件事。
　　两人抱着这样的念头，开始一边到各个城市贴小广告，一边在公益组织里求助，有时还会花钱在报纸、电视上打广告。
　　经过一段时间的寻子之路，他们手上已经有了无数个寻子互助群，上面全部都是走丢孩子的父母。大家在这些群里相互鼓励，提供线索。
　　张琦和孙锦芳第一次了解，中国每年竟然有这么多的孩子因为各种原因走丢。接触得越多，两人对找回孩子的信心就越少。
　　“后来，我们在路上一整天都不说话。”孙锦芳说她和张琦两人，在寻找接近一年的时间后，已经变得麻木。他们只是沿着高速路开车，一个站口一个站口地下，飘**到哪里就在哪里粘贴小广告。
　　两人每天最害怕的是晚上临睡前的5分钟。因为他们有个习惯，睡觉前会把手上的中国地图打开，每寻找过一个地方，就会在地图上画个圈。但地图仿佛有自动清洗功能，圈圈永远画不完。
　　2007年的大年三十，孙锦芳张琦把车停在高速路上的紧急停车带，听着车载广播的节目，就着饼干矿泉水度过了新年。
　　2008年初，在双方父母、亲戚、朋友的日夜轮番劝说下，孙锦芳和张琦停止寻子之路，重新找了一份工作，开始朝九晚五地上班，健身锻炼，电影麻将，周末还会请朋友来家里吃饭，绝口不提儿子的事。这样过了3个月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两人已经迈过这道坎时，他们选择重新出发。
　　“大家说的我们都懂，就是做不到。”孙锦芳说自己也知道重新生一个孩子，安稳上班就不会这么辛苦，两个人一直飘**在外面，路途可能漫长，也可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危险，但还是无法放弃。
　　我当时觉得孙锦芳在撒谎，你都懂了怎么会做不到呢？后来才明白，有一类人会在权衡过所有利弊之后，选择一条最难走的路。
　　他们又找了3个月，还是渺无音讯。
　　一天，孙锦芳和张琦站在一个县城下属镇的电线杆旁，把手上最后一张寻子广告粘贴完，去车子后备厢拿备用小广告的时候，发现已经没有存货。他们痛哭起来，歇斯底里地打了一架。孙锦芳把张琦的脸抓花，张琦把孙锦芳的眼角打出血。
　　当晚，两人在一家很简陋的旅馆**，互相给对方擦拭药水，之后做了一次爱。这是他们一年来第一次**。
　　孙锦芳当时已经打算放弃，但张琦很认真地和她保证：他们一定会把孩子带回来的。
　　张琦和孙锦芳想的办法是，打入人贩子这个行业，至少会离自己的孩子近一点。他们开始给公厕、街边买卖人口的小广告打电话，假装自己是买主，想要借此机会和这一行的人搭上话。
　　小广告上预留的电话号码，连续十来个都是空号，后来总算打通一个，对方要求必须要先打预付款才交人。张琦和孙锦芳没办法，只能按照对方提供的银行户头汇款一万元，结果再没回音。孙锦芳两人陆陆续续被骗了四五万，甚至有一次遇到警察钓鱼执法，被关了几天，受了点苦。人贩子太谨慎，两人毫无办法。
　　后来，张琦慢慢琢磨出门道，要混入人贩子这一行，不能过于直接，要懂得曲线救国。做这些犯法生意的家伙，只会信三教九流的人。
　　抱着这样的想法，两人开始挑选适合进入的行当，最后一致决定去当乞丐。乞丐相对容易伪装，也没有入行门槛。张琦和孙锦芳不再开车，十多天不洗澡，拿着一个破碗，吃最便宜的快餐，睡在桥洞、工地、公园这些地方，买了点颜料，找块板子写上编造的悲惨故事，跪在地上沿街乞讨。
　　他们很快融入乞丐这个角色，等到两人觉得自己已经变成真乞丐，就开始试着接触其他的乞丐。
　　“出来这么久，就那几天最开心，对吧？”孙锦芳问张琦，还记不记得那几天，她每天晚上都要在张琦的怀里才能睡着。
　　张琦没回她。
　　说到这里，时间到了下午1点，该吃饭了。我对这个时间印象很深刻，是因为张琦说：“3个钟，你刚好要付给我老婆3个小时的点钟钱。”
　　我提议请他们去外面吃，两人没同意。
　　只见孙锦芳从床底拿出一个电饭煲，两个碗，两双筷子。没有饭勺，他们用碗反扣着打饭。她又打开桌子下的一个抽屉，掏出一个白色的塑料袋，袋子里是玻璃瓶装的红色辣椒酱，辣酱已经见底。
　　孙锦芳用筷子把辣椒酱涂到白米饭上，递给我，让我搅拌一下，“很好吃的。”她告诉我。
　　我拿起筷子，问她哪里来的辣酱。孙锦芳说是托老乡买的。“你现在还能托谁？”我问，她笑笑，没说话。
　　我尝试着吃了两口，饭很凉很硬，有点馊味，辣酱确实是熟悉的味道。
　　孙锦芳自己没有吃，脸上露着笑容，一小口一小口地喂张琦。看到张琦艰难地吞咽，我觉得这顿饭吃得很诡异，就问他们想喝什么牌子的白酒，我出门找朋友拿，保证正宗。
　　孙锦芳没说话，看了一眼张琦。张琦朝我摇头，幅度很小，“我不喝酒。”张琦说，自己从前就不爱喝酒，而且他酒品不好，喝多了会被家里人嫌弃。
　　看他说得很自然，我愣了一会儿，用左手食指戳着自己右臂，再看向他：“你都这样了，还怕什么？”
　　张琦朝我笑一下，眼睛睁大了点，“保持一些以前的习惯，让我觉得自己是个人。”
　　每个城市的乞丐大部分是固定人员，都是相互拉帮结派，很少有外来乞丐能够单独混饭吃。张琦和孙锦芳两个人，就选择待在安徽芜湖，加入其中一个团伙。这之后，两人正式开始乞讨生涯。
　　张琦说，乞丐内部也分等级。老大身边的亲信可以去比较繁华的地段，例如车站、步行街，而不招老大喜欢的家伙就只能去偏僻、人流量少的地方。孙锦芳和张琦就只能去中小学校附近，收益不多。
　　这一行待的时间久了些，他们觉得乞丐也分好坏。好乞丐只是假装自己是残疾人骗取同情，坏乞丐则是偷蒙拐骗无恶不作，小到偷街边的电缆、路上的井盖，大到帮一些地痞流氓对女性企图不轨。
　　关于这个，据我所知，乞丐并没有张琦说得那么恐怖，大部分都是些好吃懒做的可怜人，而且胆子普遍都不大，违法犯罪的事也不太敢做。毕竟要是有这胆量，早去混别的行业，不做乞丐了。
　　张琦和孙锦芳觉得，一些乞丐因为熟悉当地的情况，会选择和人贩子联合，告诉人贩子哪里容易作案，哪里的小孩出没的次数多。张琦问他的老大认不认识人，让他也加入人贩子这个行业，他想发财。
　　张琦当时的老大是个50多岁的老乞丐，四肢健全，无儿无女，一生都在行乞，平常没事还会挑逗孙锦芳，占点小便宜。
　　这样一个人，在听了张琦的话以后，把他狠狠打了一顿，叫张琦带着孙锦芳滚。
　　老乞丐看不起人贩子。
　　张琦和孙锦芳并没有就此放弃。
　　他们很快又加入另外一个乞丐团伙。这个团伙的成员比较复杂，其中有人能和一家比较大型的拐子团伙联系，张琦就此正式接触人贩子行当。
　　人口买卖有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存在，包括买家卖家以及中间的抓人渠道，都有很严格的控制。人贩子一般是两到三人为一个小组，而且内部有业务范围划分：小孩和年轻女性是其中最大的经济来源。
　　我接触过一些人拐子，虽然不像张琦说的那样有专业分工，但大部分还是有一套自己的流程，一般是亲戚带亲戚，朋友带朋友，两三个人就开始全国各地流窜，很少有超过五个人的，甚至很多人是因为听到附近村子有人想要买老婆，单枪匹马跑出去抓人。
　　张琦选择加入的人贩子组织因为规模比较大，所以有一个入伙考核。考核的标准就是成功拐卖一个人口，时间越短，质量越好，考核打分就越多。
　　张琦和孙锦芳原本是想慢慢在这一行打探消息，看能不能凑运气打听到自己孩子的下落，没想过真的要当一个人拐子，因为这已经是实打实的犯罪。但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，孙锦芳和张琦两人积攒的思念之情超过一切。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，他们不想放弃。
　　仅仅商量了一个晚上，他们就告诉拐子团伙里的老大，自己夫妻选择加入，但是不偷小孩，只搞女性。
　　“自己的孩子是孩子，别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嘛？”我问孙锦芳。
　　孙锦芳没回答，而是转头看向张琦。张琦盯着我看了看，才说道：“是我逼着她做的。”
　　张琦和孙锦芳选择了一所大学附近，那儿有一段道路比较阴暗，头顶的路灯不知道被谁打破，很适合作案。
　　当时是两人加上组织里提供的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手，三人守株待兔。等了有一刻钟，晚上10点多的时候，终于有一个女大学生经过，看样子是着急回寝室。
　　组织的老手从阴暗处窜出，装作问路。女大学生很谨慎，摆手说自己不知道，同时加快步伐，想要快步离开。但是老手紧随其后，在旁边不停地说着话，甚至伸手阻拦，想要女大学生停下来。女大学生很紧张，就差要起步逃跑。
　　这时候，张琦和孙锦芳出现，两人手挽手并肩走来。孙锦芳看到女大学生以后，一把拉过来，和她搭话。
　　女大学生一开始很惊慌，但看到孙锦芳朝她不停使眼色，张琦又守在一边，对老手怒目而视的模样，一下子反应过来。她以为自己遇到了好心人。
　　女大学生机灵，顺着孙锦芳的话接下去，有一茬没一茬地聊天。
　　孙锦芳出身富裕，说话好听，人也长得漂亮，给人的信任感强，而女大学生的社会经验比较少，没多久就完全信任了孙锦芳。
　　“那姑娘太傻了。”孙锦芳说自己看时机成熟，就对女大学生说，看她一个人不安全，自己有车可以把她送回寝室。女大学生就此上了三人预先准备好的车子。
　　孙锦芳打开车门，叫女大学生上车。女大学生刚抬腿，就被旁边的孙锦芳推了一把，整个人跌倒在车厢里。张琦冲过来捂住嘴巴，老手负责拿绳子捆绑住手脚，没几分钟，女大学生就被控制住。三人赶紧开车前往据点，郊外一个村子的民居里。
　　后来发生的事，张琦没参与也没阻止，孙锦芳早早就上床睡觉。
　　这之后的两个月，张琦和孙锦芳流窜于四川、湖南、贵州。业绩突出的两人在团伙内地位攀升，很多人开始管他们叫张哥、孙姐。趁此机会，张琦提议去浙江温州做案子，众人纷纷点头。
　　其实早年间的东南沿海省份，拐卖儿童的案件屡禁不绝。因为经济发达，家庭条件优渥，小孩长得水灵，所以价格普遍比西北内陆地区的孩子高一些。
　　张琦选择回到温州，是因为他认为当初自己孩子走丢，肯定不是小团伙作案。
　　温州外来人口众多，鱼龙混杂，主要地区的乞丐都是扎堆结队，更何况人贩子这种暴利行业。
　　儿子丢失在市中心，而中心区域向来都是大团伙的自留地。我能理解张琦的推断，因为在底层的灰色产业链中，很多人没读过书，却都掌握一个技巧：人群中一眼就能发现自己的同行。
　　人贩子常见的手段是事先踩点蹲点，在人来人往的地方静静等待机会，长时间待在一个地方，后面进来的小团伙就很容易被发现。
　　犯罪团伙都遵循一个原则：越小越难找，越大越显眼。张琦觉得自己终于有了一点线索。
　　重新返回温州，张琦通过团伙里专门负责各省份踩点地盘的家伙，顺利联系上当地比较大的乞丐团伙。在给了一些开口费之后，张琦知道温州最近有哪些地方易作案，哪些地方小孩出没较多。张琦顺带着问出，去年快过年的时候，有没有人贩子团伙在市中心活动过。
　　有乞丐告诉张琦，他记得有一群面生的人拐子过来这边。张琦问，现在去哪里了。乞丐不知道。
　　张琦又问，那伙人的长相还记得不？
　　乞丐也记不清，只说当初大概是四五个人，带着广西口音。
　　张琦和孙锦芳起初听到这个消息时很兴奋，他们觉得这伙人很可能就是拐走自己孩子的人，但这情绪很快消失，因为人贩子基本不会在家乡犯案，这是习惯，所以去广西找是没用的，这个线索的用处没有想象中大。
　　正在两人又陷入沮丧的时候，那乞丐问他们，是不是想要找那伙人？
　　张琦点头，心里却没抱什么希望。
　　乞丐却说自己可以联系上那群人贩子，只是要给报酬。张琦强忍住心里的激动，问，为什么你能联系上？
　　乞丐说他去年刚好抱过一个小孩卖给他们，得了5000块钱。那伙人走的时候，给了他联系方式，说以后有小孩可以继续出手。
　　人贩子一般同时使用多个手机号，给买家的联系方式是最常换的，给卖家的，则根据信任程度不同区分，感觉是同类的，就会留最常用的。
　　我不相信，问孙锦芳：“这也太巧了吧？”
　　孙锦芳重复了一遍我的话：“是啊，这也太巧了吧。”
　　张琦给了200块的信息费，兜兜转转一大圈，竟然在温州获得了最可能拐走自己孩子的人贩子的联络方式。
　　张琦得到联系方式的第一时间就打算报警，让警察来抓捕这群人，审问出自己孩子的下落，但被孙锦芳阻止了。“如果通知警察，警察肯定会问你们怎么知道有人贩子交易的？再追问下去，先被抓起来的肯定是我们自己。”
　　张琦想了很久，决定引蛇出洞。
　　张琦和孙锦芳花了几天的时间，拐骗来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。之后让那乞丐打电话给对方，说自己有孩子可以出手。
　　那伙人贩子很谨慎，先是仔细核对了是不是乞丐本人，问了一些诸如去年乞丐卖给他们的孩子长得什么模样，是男是女，具体年龄这些问题。确认以后，就挂了电话。隔了几分钟才又打回来，说具体的时间和地点，他们会另行通知。
　　人拐子这一行，就算在三教九流里也算不上技术工种，比不上小偷、绑匪，甚至连卖“越南新娘”的边境人口贩子都比不上，还会被其他行业的人所不齿。
　　我对这群人贩子有这么高的警觉其实有点惊讶，向孙锦芳深入打听了诸如在哪一片活动、团伙总共多少人这些问题，才知道他们确实是这行里做得比较大的。这伙人12年年底给抓了，4人判死刑，剩下十来人一辈子都要坐牢。
　　在等通知的这段时间，张琦和孙锦芳就陪着乞丐和小女孩，四人同住在宾馆的一个房间，每天吃饭都是让孙锦芳去买，就怕错过电话。
　　小女孩刚上小学，身上还穿着校服，整个人缩在墙角很少动弹，每天都不吃饭，后来饿得不行了才喝了粥。孙锦芳看到小女孩这个模样，就过去安慰她。“我叫她别哭，我不会伤害她的，我自己也有孩子，只是求她帮个忙。”孙锦芳说当时那小女孩听了她的话，哭得更凶了，直到被张琦打了两巴掌，才不敢再哭。
　　第三天晚上8点多，乞丐终于接到人贩子的电话，说晚上10点，叫乞丐领着女孩去郊区的一块空地边等着。
　　张琦怕小女孩坏事，出门前特意给她喂了安眠药，然后才开车带着乞丐前往目的地。
　　在快要到达指定地点的时候，张琦让乞丐下车，抱着小女孩走过去。
　　人贩子很警觉，比约好的时间推迟了半小时，应该是一直躲藏在暗处，觉察到四周没什么危险，才冒出身影。
　　“那天只来了一个男的，长的还挺壮。”孙锦芳说还好对方人不多，不然他们会一直跟着人贩子到目的地，团伙分开后才动手。
　　双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人贩子给了乞丐现金之后，就抱着睡着的小女孩离开。
　　张琦和孙锦芳赶紧尾随，在人贩子刚想上车离开的时候，张琦趁他不注意，拿着钢管，敲了一个闷棍。第一下准头不够，从背后没打准脑袋，反而把肩膀打伤，人贩子躺在地上不断哀号，小女孩也被摔在一旁。张琦见状，又赶紧补了一棍，正中脑袋，但人还是没昏迷。
　　“他还想打第三棍，被我拉住了。万一给人打坏了，孩子就找不回来了。”孙锦芳开始的情绪不算高，说到这里才拉高了些音调。
　　两人拿出绳子，费力把人贩子捆好，堵着嘴拖上车。
　　两人先把小女孩丢到派出所门口，然后才把人贩子拖回自己家。因为张琦租住的是偏郊区的自建房，可以直接把车开进院子，并没有人发觉。
　　孙锦芳他们把人贩子拖进房间后，将他绑在一张椅子上，然后拿了毛巾，沾了热水，把人贩子脸上的血都给擦干净，准备问话。
　　“最开始的时候，那家伙只会啊啊啊地叫，声音很大，我怕他吵到邻居，就把他的嘴巴用毛巾堵起来。”孙锦芳说过了半小时，给人贩子涂了点止疼的药水，他才安静下来。
　　“那家伙很硬气，一直在骂我们，不肯承认拐了丑仔，更不肯说出把丑仔卖给谁。”孙锦芳说张琦先是打了人贩子几拳，然后搬了两个小茶几过来，每个茶几的一脚就压在人贩子的两边脚趾上，两人分别坐上去，疼得人贩子哇哇大叫。
　　“那家伙每叫一次，我们就拔他一颗牙。”孙锦芳说后来人贩子就不叫了，只一个劲地流汗流泪。
　　当晚，张琦和孙锦芳的逼问有了结果：孩子被卖给了云南的一户人家。
　　隔天，张琦和孙锦芳坐上最早的一班飞机，前往云南。
　　因为两人深入接触过人贩子行当，知道里面的孩子会遭遇什么样的苦难，所以在飞机上的时候，他们设想过很多场景，孩子被虐待、被性侵、被打断手脚乞讨等。
　　“我们想了一百种情况，唯独没有想过，那户人家从事的是二手生意。”孙锦芳说的二手生意，指的是国内的人贩子和境外的雇佣兵组织联合，把孩子卖到金三角。
　　他们说到这里，我就明白了。金三角常年动乱，死人，死很多人。大部分黑色行业的势力，其实都不愿意看到金三角陷入战争的泥潭，因为这会让生意变得难做。但其中有一个行业，巴不得天天都打仗，这就是金三角的雇佣兵组织。
　　大部分的雇佣兵组织都接受各国的退伍军人，也收纳、训练童兵，只要有钱就可以帮助其他势力开战，也时常会出售一些训练有素的童兵给贩毒组织。
　　因为现在的贩毒组织内部不禁毒，也时常相互开战，人员消耗得极快，所以缅甸、泰国、越南、老挝这些地方的孩子已经不足以支撑过高的死亡率，很多想钱想疯了的中国人就把目光放到中国境内。
　　一个孩子的标准售价是两万，如果是长期客户，还可以打折。
　　虽是如此，但因为卖出去的价格不高，赚到的利润不够多，所以中国儿童的需求量其实并不大，孙锦芳的儿子被卖到金三角的话，运气算是非常不好了。
　　卖了丑仔的那户人家，是一个爸爸带着两个女儿，母亲早年上山砍柴被捕兽夹夹住，流血过多死亡，小女儿是买来的。
　　我问孙锦芳，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
　　孙锦芳回答我，他们把这三人捆起来问过。
　　在得知自己孩子被卖到金三角以后，张琦和孙锦芳在河边坐了很久。第二天，两人花钱在路边的一家旅行社找了个边境导游。
　　临出发前，张琦问导游，金三角真的很危险吗？导游点头，说最好不要去。
　　张琦说，自己没办法的。
　　2009年1月份，张琦和孙锦芳孤身来到金三角，先是在小孟拉，后来搭了一辆黑车前往大其力。
　　金三角的世界和他们想象的一样，复杂而危险。但金三角也和他们想象的不一样，这里太复杂也太危险。
　　来到大其力的第一个夜晚，搭他们过来的司机叫了一帮人，**了孙锦芳，然后给张琦静脉注射，让他百分百染上毒瘾，最后强迫孙锦芳卖**。
　　在金三角，做这样一单女人生意，收益大约是10万元。
　　这个行当里，有些是其他行业的人弄来女人卖给妓院赚人头钱，有些是自己直接强迫女性卖**。大概是不想把这些误入歧途的女人逼得太惨，会给她们留个念想：赚够10万就撒手。
　　和赌坊签单是10万起，伐木工人后来也是10万元一条命，在这里，10万是个奇怪的数字。
　　“如果你们迟点来就好了。”我告诉两人，2009年上半年恰好是大其力比较动**的时期。5月份开始，大其力的地方势力换了一批，安全问题好了许多。
　　事情到这里，我听得有些难受，让孙锦芳不要再说下去。我问她：“现在找到自己的孩子了吗？”
　　孙锦芳摇头。
　　我只能安慰她：“没事的，雇佣兵组织不会把没有训练好的童兵卖给贩毒组织，因为这样得不到多少钱。”
　　孙锦芳瞪大眼睛，佝偻着背，握着我的手，一个劲地问：“是真的吗？是真的吗？”
　　我点头，告诉她千真万确。
　　张琦靠在椅子上，胳膊都是针孔，一看就是吸毒过量的症状。他硬撑着站起身子，对我微微鞠了个躬，连说了3个谢谢。
　　我问他们，想不想回中国。
　　两人先是愣了一会儿，然后摇头说不回去了。
　　我心里有点不舒服，就没有继续追问。我想给他们承诺，但是又害怕承诺他们，只得起身离开。
　　张琦看我起身，还问：真的不要来一次吗？
　　我当时想踹这家伙一脚，但是很快就收住念头。我怕把他给踹死。
　　在离开店门的时候，我问了最后一个问题：“拐走你们孩子的家伙，现在怎么样了？”
　　孙锦芳站在门内，先是沉默，然后才对我笑了下，却没有回答。
　　我没再问下去。
　　我当时年纪不大，因为家庭原因，对婚姻只有失望和不解，对于孙锦芳和张琦，印象最深的其实是个无关紧要的问题。
　　我问他们：你们都这样了，回中国可能也生活不下去，这些年到底是怎么过来的？婚姻对你们来说是什么？
　　张琦没说话，孙锦芳想了很久才对我说：熬。
　　和他们聊的十几个小时，我记住的有很多，对这个问题，记忆却像隔了一层毛玻璃，回忆不出他们的动作、神态，这个“熬”字却留了下来。
　　当天，我返回达邦，跟猜叔说，自己想认识金三角几家大型的雇佣兵组织。猜叔问我想要做什么，我随意撒了个谎，忘了具体内容。
　　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我重新回到大其力，站在那对夫妻的店门口，看到门口坐着另一个缅甸女人。她岁数看起来不大，头上扎了一条彩虹发带，一看就是义乌小商品市场买来的。
　　我在原地站了十来秒，想透过门框看清店内的景象。但里面很黑，模糊一片。
　　我开口问缅甸女人，原来的那对夫妻在吗？
　　缅甸女人听我说的是中文，转头看了我一眼，没回答。
　　她不是听不懂我的话，只是看我没有进去的意思，不想浪费时间。缅甸人只想和能带来利益的中国人打交道。
　　我重复问了一遍。
　　等了好一会儿，缅甸女人才终于不耐烦地回答：死了。
　　我听完，直接转身离开，没问他们为什么死，怎么死的之类的话。
　　就是“哦”了一声。